1 9世纪末，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面对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先进的中国人不再相信洋务运动可以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他们开始寻找新的救国道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开始四处奔走，呼吁通过维新变法来挽救民族危亡，谋求国家富强。他们联合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运动。变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较为深刻地触及了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显示了光绪帝和维新派除旧布新的决心。但是变法也触动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的既得利益，招致镇压，变法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这次变法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意理清基本历史线索，引导学生主动思考，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教师可以运用形象直观的教学手法，并适当补充史料，引导学生结合已有的历史知识，通过综合分析、比较，深刻理解戊戌变法的成败得失。
本专题的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1．戊戌变法的基本史实及其影响。2．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维新思想及其特点。
难点：1．理解康梁维新思想的特点。2．评价戊戌变法的成败得失。
这一目主要讲了两个问题：
1．19世纪末的国际局势说明发展资本主义已经是大势所趋。(1)经济上，19世纪下半叶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美、德、英、法等早已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位居世界前列，而原本相对落后的俄国、日本，在发展了资本主义之后，也迅速强大起来。在这种局势下，变革旧的制度和旧的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世界潮流。(2)政治上，19世纪后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议会改革等，使更多的民众获得了选举权和参政权，政治民主化进一步扩大。英、美等国实现了文官制度改革，整顿了吏治，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长期的发展中日趋完善。这些国家都为中国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示范。
2．19世纪末的中国，已经具备了推行维新变法运动的基础。(1)社会背景：民族危机的加深。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甲年战争的惨败更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西方列强趁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偌大的中国被分割成了一块块列强的“势力范围”，整个国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势。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2)经济基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初步发展的原因有三：一是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刺激。《马关条约》中允许列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列强纷纷加紧资本输出，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进一步破坏。这在客观上促使中国城乡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二是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口号，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刺激作用；三是因为一些觉醒的国人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抵制洋商洋厂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们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利用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民族工业。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为资产阶级开展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经济基础。(3)阶级基础：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开始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符的政治权利。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阶级基础。
[新思想的演进]
新思想的发展为戊戌变法奠定了思想基础。本目主要讲了四个问题：
1．近代以来新思想的发展。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封建统治的危机也一步步加深，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要通过何种道路来挽救中国的问题。(1)林则徐、魏源等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成为学习西方的先声。但是他们的思想由于受到种种限制，并没有付诸实践。(2)洋务派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付诸行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希望以此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却表明靠洋务运动并不能救中国。
2．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脱胎于洋务运动。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中的很多人亲身参加了洋务运动的实践。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后，他们认为洋务运动仅将“制器”作为学习的重点是不够的，中国真正要学习的是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有冯桂芬、王韬、郑观应、容闳、薛福成等。他们的主张包括：(1)加强国防，抵抗列强入侵，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2)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与西方国家进行“商战”。(3)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要求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发展君主立宪制度。早期维新派主要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改革方案，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只进行一些理论上的宣传，很少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局限性。尽管如此，他们掀起的维新思潮仍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对康、梁维新思想的产生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
3．维新思想的进一步发展。(1)康有为的思想。康有为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来宣传变法。他之所以要借用孔子的名义来宣传西方的政治制度，原因有二：一是康有为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教育，对西学只是一知半解，并没有完整的西学知识，他不可能完全摆脱中国传统思想的限制；二是因为当时封建顽固势力的力量还相当强大，封建传统观念在很多人的思想中还根深蒂固，在这种情况下，从传统思想中寻找变法的依据，可以减少变法的阻力。康有为的思想在当时极具震撼力，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体现了他对封建顽固势力的妥协。(2)梁启超的思想。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他将维新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扩大。首先，他发表了《变法通议》等文章，猛烈抨击封建顽固势力的因循守旧，强调非“变”不可；接着，他进一步指出，要变法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他大力宣传“民权论”，要求“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此外，他还提出了学西学、废科举、兴学校、育人才的主张。梁启超的思想在当时的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中产生了较大反响，大大增强了维新变法的声势。(3)严复的思想。严复接受过正统的西方教育，对西学的理解较为深刻。他认为要挽救中国，必须维新，要维新，必须大侣“西学”。他通过发表文章和翻译西方著作，无情抨击了封建顽固思想，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维新主张。严复虽然没有参加维新运动的实践，但是他对西学的介绍和宣传却对近代早期知识分子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也为酝酿中的戊戌变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4．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一种新思想的产生，必然会遭到保守思想的反对，维新派和顽固派的论战不可避免。(1)内容：三个“要不要”，即要不要实行维新变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要不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2)性质与意义：这是一场维新与守旧、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维新派利用这次机会使自己的思想广泛传播开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更多的人倒向了维新阵营。
[士人干政]
本目介绍了维新变法由思想上的酝酿发展为实际政治行动的情况。分两个问题阐述：
1．公车上书。1895年春，康有为联合上京参加会试的18省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形势的危急，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康有为等士人干预朝政的举动，被看做是“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公车上书”没能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是这次行动却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经发展成为一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
2．维新变法运动蓬勃发展。为了争取更多的人来支持和参与维新变法运动，维新派开始在北京、上海、湖南等地组织学会、创办报纸、开设学堂，大力宣传维新思想，为变法造舆论，培养变法人才。影响较大的读物和团体分别有1895年创办的《中外纪闻》和强学会以及1898年成立的保国会。维新变法很快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对“百日维新”的实现起到了推动作用。
本课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1．戊戌变法的背景。2．维新派的思想主张及其特点。
难点：1．如何理解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思想。2．维新派与顽固派论战的实质。
(三)问题解答
1．甲午战败、列强的瓜分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答案提示：(1)清政府更加腐败无能；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2)民族危机的加深使国人逐渐觉醒，中国人民拯救民族危亡的运动进入高潮，也为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外国资本的入侵客观上也给中国带来了现代化的刺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期得到了初步发展。
2．近代以来资产阶级维新思想是怎样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答案提示：鸦片战争中兴起“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付诸实践；洋务运动后期从洋务派中分化出了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早期维新思想；19世纪末，形成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
3．“公车上书”的意义是什么?
答案提示：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经发展成为一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
请列举近代以来新思想的发展状况、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思想。
答案提示：(1)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抵抗派，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迈出了近代中国“睁B艮看世界”的第一步。但是这一思想由于受到种种限制，并没有付诸实践。(2)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办洋务以富国强兵。洋务运动使中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较大的一步，但它没有改变中国腐朽的封建制度，因此无法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甲牛战争的惨败也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3)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代表人物有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他们主张不但要与西方国家进行“兵战”，还要与之进行“商战”，要求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度。早期维新思想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没有付诸实践，但对后来的维新变法运动起到了一定的思想先导作用。(4)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他们主张变法维新，要求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政治制度，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他们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后来发展为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
[材料阅读与思考]
试根据以上材料和本课所学内容，简要分析戊戌变法发生的历史根源。
答案提示：(1)从整个世界发展趋势看，发展资本主义已经是大势所趋。(2)社会背景：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再不变法图强、除旧布新，中国将走向灭亡；经济基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为资产阶级推行维新变法提供了经济基础；阶级基础：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壮大，他们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为戊戌变法的推行提供了阶级基础；思想基础：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进一步发展，康有为等维新派已经认识到封建制度的腐朽落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出了变法维新的呼声。
(五)历史问题注释
[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他出身于地主官僚家庭，18岁时受业于江南名儒朱次琦，但不囿于师说，能独立思考，喜好陆(象山)、王(阳明)而鄙弃程(颐)、朱(熹)。21岁游历香港，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认为“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于是购买西书，大倡西学，走上了向西方探求救国真理的道路。在陈千秋、梁启超等学生的协助下，他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书中，他抨击封建顽固派的恪守祖训，借用孔子的名义提出了变法要求。他把今文经的“三世说”推演为“据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提出只有变法才能使中国富强，为扫除变法维新的障碍提供了理论武器。
1895年，康有为赴京会试，适值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于是他联合在北京参加会试的18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此次上书在社会上影响甚广。此后，康有为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先后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发行《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和《强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1898年又在北京成立保国会，提出了“保国、保种、保教”的宗旨。
“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迭上奏折，起草诏令，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提出了改革建议，深受光绪帝倚重。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康有为被迫逃亡海外，继续寻找救治中国的良方。1899年，康有为创设保皇会，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等顽固势力为宗旨，成为保皇派首领。1907年，他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后正式定名为帝国宪政会)，成为推动清政府实施宪政的政治团体。辛亥革命成功后，康有为始终反对共和制。1917年与张勋策划溥仪复辟，遭段祺瑞武力镇压而失败。晚年的康有为在上海创办了天游学院，讲授国学。康有为一生著作甚丰，达139种，主要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康南海诗集》等。
[《新学伪经考》]
《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主要的理论著作之一，初刊于1891年。康有为一贯反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传统守旧思想。他在书中大胆提出，自东汉以来就被中国历代统治者奉为神圣的古文经学并不是孔子的“真传”，多出自刘歆伪造，是“伪经”，又因为是新莽一朝之学，所以又称之为“新学”。认为只有西汉以前的今文经才是孔子“真传”。康有为的这种观点并没有科学依据，但是它却在沉寂的思想界打响一声惊雷。他把“孔子圣意改制”作为护身符，借用孔子的权威来宣传自己的维新变法主张，目的是减轻变法维新的阻力。《新学伪经考》打击了封建顽固势力“恪守祖训”的传统观念，动摇和破坏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为扫除维新变法的障碍准备了条件。
[《孔子改制考》]
《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另一部重要著作。康有为在学生陈千秋、梁启超等人的协助下，1891年开始写作该书，1898年在上海正式刊行。在书中，康有为提出孔子以前的历史都茫无可考，“六经”都是孔子为了“托古改制”而亲自写成的作品。他把孔子装扮成了“托古改制”的祖师，是为了向人们证明，他的维新变法主张是继承了孔子的事业，是合乎“圣人之道”的。他还在书中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附会《春秋》公羊派的学说，用“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来解释历史的演进。尽管这种比附并不科学，但他指出了历史不断发展进步的趋势，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永远不可更改的传统说教，为维新变法提供了历史理论依据。《孔子改制考》的问世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极大仇视和猛烈攻击，最终该书被清政府下令焚毁。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十二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有“神童”之称。1890年，他在入京会试时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江南制造总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后结识康有为，拜其为师，并由此走上鼓吹改良维新的道路。1895年，他在北京跟随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协助创办了强学会。1896年，梁启超赴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编辑《西政从书》，积极鼓吹和推动维新运动。1897年，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他赴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开民智、伸民权。1898年“百日维新”开始后，梁启超表现活跃，以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辛亥革命后，他宣扬虚君共和，先后投入袁世凯、段祺瑞阵营。晚年时梁启超弃政从文，先后在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并潜心研究中国历史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源流，著述颇丰。他的著作有《饮冰室合集》，共148卷，1 000余万字。
[《时务报》]
1896年8月，黄遵宪、汪康年等以上海强学会余款创办《时务报》，由汪康年任经理，聘请梁启超为主笔。该报以变法维新为宗旨，设论说、谕折、京外近事、中西报译等栏目。梁启超连续发表了《变法通议》等重要文章，其他维新人士也纷纷撰稿，抨击顽固守旧势力，倡言变法，因此颇受读者欢迎。几个月时间《时务报》便行销万余份，影响遍及全国。张之洞曾对该报予以资助，并称赞其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后张之洞对该报办报方针产生不满，横加干涉，梁启超被迫离职。“百日维新”中，为进一步推动变法，《时务报》被改为官报，改称《时务官报》，由康有为负责督办。汪康年则在张之洞支持下，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戊戌政变”后，《时务官报》、《昌言报》停办。
[严复]
严复(1854—1921)，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人。严复14岁考入洋务派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24岁时被选派往英国学习海军驾驶。在英国留学期间，他广泛接触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深感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开始形成自己的民主主义思想。1879年归国后，严复先后任教于福州船政学堂、北洋水师学堂。1895年，在甲午战争战败的刺激下，他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政论，以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精神，公开申斥历代帝王是窃国于民的大盗窃国者，主张废除八股，取消科举制。他还明确指出欲求中国富强，必须变法，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改革主张。1897年，他在天津创办《国闻报》，著文立说，介绍西学，批评时政，积极倡导变法维新，使《国闻报》成为与上海《时务报》齐名的当时影响最大的报纸。严复一生最为突出的功绩是对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的翻译介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翻译了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严复运用《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向面临民族危亡的中国先进分子宣传了爱国救亡、维新变法的思想主张。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继续致力于译事，先后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以及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书，共160多万字之巨，是近代中国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第一人。辛亥革命后，严复的思想日趋保守。他参与发起孔教会，后又列名于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筹安会，还支持宣扬迷信的灵学会。五四运动中，还对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加以诋毁。
[《国闻报》]
1897年10月，严复、夏曾佑在天津创办《国闻报》(日报)，后又另出《国闻汇编》(旬刊)。该报由严复担任主编，主要刊登国内各省要闻，并译载了《天演论》等西方资产阶级的重要政论及名著。该报在维新运动中影响巨大，成为维新派的重要宣传阵地，与上海《时务报》齐名，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报纸。戊戌政变后《国闻报》遭清政府查办，1898年12月被迫停刊，1900年一度复刊。
[《中外纪闻》]
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该报为双日刊，每册有编号，无出版年月，由梁启超等人撰稿。该报借用了英美传教土所办之报的名称，目的是为借其影响，便于推广。开始时每期印1 000份，随当时专门刊载诏书、奏章的“邸报”分送给在京官员。北京强学会成立以后，“先以报率为主”，《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改名后该报为双日刊，木活字印刷，每册注明出版年月，无编号，封面有紫红“中外纪闻”四字。由梁启超、汪大燮担任主笔，印数增加到3 000份。《中外纪闻》发刊仅一个月零五天即遭封禁，但是作为维新变法的宣传媒介和舆论工具，它在北京的一部分官员和士大夫中产生了不小影响，在中国近代政治史、新闻史上有一定地位。
[强学会]
“公车上书”后，康有为等认为“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合群非开会不可”。于是经多方联络，在1895年由帝党官僚文廷式出面组成北京强学会，推举改良主义者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强学会的宗旨是“求中国自强之学”，每十天集会一次，每次都有人宣讲爱国自保的演说。由于帝党官僚的大力支持，强学会参加人数大增，盛况空前。疆臣大吏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以及当时还只是道员的袁世凯等都相继加入，积极捐款。李鸿章也想捐银2 000两申请入会，遭拒绝。为避开顽固官僚的打击锋芒，康有为又南下在上海组织强学会，拟定章程，声明“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以通声气，聚图书，讲专门，成人才，成“圣教”。1896年创刊《强学报》，倡导维新变法，提出开议院等政治主张。张謇、黄遵宪、章炳麟等知名人士都积极参加，上海强学会成为东南沿海地区变法维新运动的中心。随着强学会影响的与日俱增，顽固派官僚的攻击也变本加厉。1896年1月，御史杨崇伊上疏弹劾强学会，请饬严禁。该会遂被改为官书局，专欲“译刻各国书籍”，不准议论时政。北京强学会遭封禁，上海强学会也随之解散。
[保国会]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粤学会、蜀学会、关学会、闽学会等意在团结维新志士、主张变法维新的学会相继成立。为了“成一大会，以伸国愤”，使“爱国之忱，当为天下所共与”，于是康有为和御史李盛铎共同发起成立了保国会。1898年，保国会在北京粤东会馆召开第一次会议，拟定《保国会章程》30条，明确保国会的宗旨是：保国、保种、保教，即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章程还规定，在北京和上海设立总会，各省、府、县设立分会；会中由公选之总理及值理主持会务。又规定了总会和分会的组织、权限、工作人员职责、入会手续、会员权利和义务等方面的规章。保国会成立后，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等先后成立。保国会等团体的爱国维新活动，引起封建顽固势力的仇视和惊慌，对保国会的攻击、诽谤甚嚣尘上，气氛相当紧张。在光绪帝的维护下保国会才未遭封禁，但从此人心涣散，集会三次后即自行解散。保国会的规模超过强学会，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一个全国性政治团体。为变法而牺牲的“戊戌六君子”中，林旭、刘光第、杨深秀、杨锐等四人都是保国会会员。
[百日新政]
本目讲述了“百日维新”的经过，主要分为两个问题：
1．当维新变法运动蓬勃兴起之时，光绪帝也意识到变法维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应诏统筹全局折》是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这篇上书阐述了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改革的全部要求，因此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施政纲领。此次上书，康有为提出变法的当务之急是：一要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二要开制度局；三要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而以往大力提倡的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主张都避而未谈，言论较之以前有所缓和。康有为这样做是为了减少变法的阻力，但也反映了他在政治思想上对封建顽固势力的妥协。
2．“百日维新”。(1)时间：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总共历时103天，因此又称“百日维新”。(2)标志：《定国是诏》的颁布。《定国是诏》是一篇以皇帝的名义宣布实行变法的宣言书，体现了光绪帝除旧布新的决心，是“百日维新”开始的标志。(3)内容：新政内容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政治上的改革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参与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官僚制度；经济上要求保护农工商业，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军事上主张采用西法练兵，可以增强军事实力，以抵御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亡；文化教育方面的政策则有利于培养新式人才，有利于传播西方先进科技文化。戊戌变法要求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制度，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具有进步意义。(4)在戊戌变法的三个月中，光绪帝采取了猛进政策，政令频出，这说明了光绪帝和维新派除旧布新的坚定决心。另一方面，新政的推行显得操之过急。变法的仓促实施体现了光绪帝推行变法的急切心情和政治斗争经验的不足，它触动了慈禧太后和顽固派的既得利益，最终招致失败。
[戊戌政变]
本目主要介绍了戊戌政变的情况，分两个问题阐述：
1．慈禧太后及顽固派的破坏。(1)原因：对如何救亡图存的问题，清廷内部本来就存在争议。光绪帝主持的维新变法触动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利益，引起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惊恐和敌视。他们从一开始就加紧筹备，伺机反扑。(2)顽固派对变法的破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颁布的政令敷衍塞责，不予执行。变法支持者中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湖北巡抚曾钎官位较高外，其他表示支持的都是一些手中没有实权的帝党官员。尽管光绪皇帝曾“三令五申”，“数四严责”，但“终不能去一人或惩一人”，新政在绝大多数省份难以推行，成了一纸空文；二是加紧部署，掌握军政实权。慈禧太后迫令光绪帝连下三道谕旨：罢黜支持变法的翁同解的职务；控制人事任免权；提拔亲信荣禄，控制京津地区。三道命令削弱了支持变法的帝党势力，使慈禧太后控制了军政大权，为她发动政变、扑灭新政做好了准备。
2．戊戌政变。(1)为了对抗慈禧太后，光绪帝也大力提拔维新人士，他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加紧推行变法。这使得慈禧太后更加恼恨，决定扑灭新政。她开始积极调动军队以着手政变。维新派却采取了错误对策，他们希望借用袁世凯的军事力量发动一场推翻慈禧太后的武装政变，另外还请求帝国主义出面干涉。结果袁世凯倒向了慈禧。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帝，宣布重新实行“训政”，戊戌变法归于失败。(2)政变之后，慈禧太后大肆搜捕维新党人。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康广仁、杨深秀等6人在临刑之时仍然宁死不屈，被残忍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戊戌余音]
本目主要介绍了戊戌变法的影响。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仍然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它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维新派通过组织学会、创办报纸、开设学堂，宣传了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他们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君主立宪制，对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观念产生了猛烈冲击，也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打下了基础。社会上出现了“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局面。第二，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戊戌变法尝试了一条通过资产阶级改革来救亡图存的新道路。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也为以后的探索提供了借鉴。这场政治运动暴露了顽固派极端反动凶残的本质，促使更多的人抛弃幻想，走上了革命斗争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中华民族的觉醒，以及奋起进行民族解放运动并最终取得胜利，其起点正是这场维新变法运动。
本课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1．戊戌变法的内容。2．戊戌变法的影响。
难点：1．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2．对戊戌变法的评价。
(三)问题解答
1．光绪帝在戊戌变法的三个月中，政令频出，反映了他的什么心情?
答案提示：(1)体现了光绪帝积极推行变法、除旧布新的坚定决心；(2)体现了光绪帝推行变法的急切心情和政治斗争经验的不足。
2．“戊戌六君子”的慷慨就义留给我们的历史启示是什么?
答案提示：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教师予以适当点评。
慈禧太后和顽固派为什么要镇压戊戌变法?
答案提示：维新变法的一系列措施损害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利益，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
请按照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类别，列举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并分析其进步意义。
答案提示：政治方面：准许臣民上书言事，允许创办报纸，裁撤闲散衙门和冗员；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参与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官僚制度。经济方面：提倡和奖励士民投资设厂，开垦荒地，修筑铁路，开采矿产；有利于保护农工商业，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军事方面：裁汰绿营，军队改用西法训练；可以增强军事实力，以抵御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亡。文教方面：废八股，将各省大小书院、祠庙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校，创办各种专业学堂以及派人赴日本留学等；有利于培养新式人才，有利于传播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综上所述，戊戌变法要求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制度，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具有进步意义。
[材料阅读与思考]
1．以上材料反映了什么史实?
答案提示：反映的是戊戌变法时期的情况。戊戌变法期间准许臣民上书言事，吸引了大批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政治。
2．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请说说你的看法。
答案提示：客观原因是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和破坏。旧的封建势力虽然已日渐腐朽没落，但对于维新变法而言仍然具有强大的破坏力量。主观原因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软弱，缺乏斗争的勇气；维新派自身实力不足，又把维新变法看得过于简单，以为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就能实现；光绪帝和维新派斗争经验不足，变法的实施较为仓促，政令颁布操之过急；对封建反动势力和列强寄予幻想，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因此，当封建顽固守旧势力向维新派发动反扑时，维新运动昙花一现，归于失败。(教师可引导学生根据所学内容和课外补充资料，自己进行归纳总结得出结论)
(五)历史问题注释
[《应诏统筹全局折》]
《应诏统筹全局折》，即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康有为于1898年1月29日呈上该奏折，请求光绪帝厉行变法。在奏折中，康有为介绍了当时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因为守旧不变遭到分割而面临的危亡险境，指出“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他建议光绪帝以“雷霆霹雳之气”，“成造天立地之功”，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全面推行维新变法。他认为有三件事是当务之急：“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其中第一条是希望依靠皇帝的权力来推行新政，第二条是要求改革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第三条是要求为维新派参与政权提供机会。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还论及派员出国游历、翻译西书、变通科举、制造纸币、收印花税等事项。《应诏统筹全局折》是康有为第一次受皇帝之命提出的变法具体措施，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改革要求，是戊戌变法的施政纲领。
[《定国是诏》]
诏书明确指令：“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定国是诏》的颁布标志着“百日维新”开始。
[光绪帝]
光绪帝(1871—1908)，清代皇帝。姓爱新觉罗，名载混，满族。庙号德宗，年号光绪。咸丰帝弟醇亲王奕设之子。1875年1月，同治帝病死，4岁的载混被慈禧太后立为皇帝，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1889年光绪帝大婚之后得以亲政，但朝中大权仍操在慈禧太后手中。甲午战争中，光绪帝主张抵抗，并派刘永福到台湾布防，下令停止继续移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1898年，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光绪帝采纳康有为等的维新变法主张，下“明定国是”诏书，开始变法。之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诏令，企图通过变法来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实现富国强兵。光绪帝是“百日维新”的实际决策者。但维新变法措施遭到了慈禧太后和封建顽固势力的极力抗拒。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推翻新政，光绪帝被囚禁于瀛台，直到1908年11月14日卒于宫中。
[翁同hé]
翁同hé(1830—1904)，清末重臣，光绪帝之师。字声甫，号叔平、瓶笙，晚号松禅，江苏常熟人。1856年考取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历任刑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要职。先后担任乡试考官、会试总裁等，参与主持科举考试达40年。后成为清流派的领袖人物。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翁同舒皆主战反和。甲午战败之后，他极力反对割地，力争修改约稿。《马关条约》签订后，因愤于割地求和，遂“有变法之心”，开始辅佐光绪帝筹谋新政。强学会成立后，曾予以支持，但反对维新派提倡的民权平等学说。1898年初，翁同hé将康有为密荐于光绪帝。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开始变法维新。翁同hé为慈禧太后及后党所嫉恨，15日即被开缺回籍。同年12月，又被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他居家惧祸，将所存疏稿焚毁大半，日记也有删改。1904年病逝。1909年诏复原官，追谥“文恭”。翁同hé曾以书法知名于世，有手札、墨迹等多种影印或石印出版。著作有《瓶庐诗稿》(另词一卷)、《翁文恭公日记》、《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等。
[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1835—1908)，那拉氏，祖居叶赫，故称叶赫那拉，满洲镶蓝旗人。1852年被选入宫，后被封为懿贵妃，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皇后钮钴禄氏，因得咸丰帝宠幸，开始干预朝廷政事。1861年咸丰帝病死后，6岁的载淳继位，她被尊为皇太后，徽号慈禧，俗称西太后。经“辛酉政变”，慈禧改元同治，掌握了朝廷实权。此后她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和苗民、回民起义等，使清王朝的统治得到暂时稳定。1875年同治帝病死，她立4岁的载恬为帝，年号光绪，继续垂帘听政。1887年改垂帘听政为训政。1889年，慈禧宣布归政于光绪帝，实际上仍操纵着内政和外交大权。一些中央和地方的高官显宦长期唯命是从，在其周围形成了后党集团。甲午战争中，她幻想列强出面干涉、调停。中国战败后，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898年，光绪帝推行戊戌变法。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于9月21日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帝，废除全部维新措施，残忍杀害了“戊戌六君子”。政变后慈禧太后重新训政。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出面求和，签订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清政府彻底沦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后为缓和国内外矛盾，消弭革命，维持统治，陆续推行“新政”，1906年又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11月，慈禧太后病死，结束了对清朝长达47年的统治。
[荣禄]
荣禄(1836—1903)，清末大臣。字仲华，号略园，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辛酉政变时期得到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沂的赏识，官至总管内务府大臣。1875年同治帝病死，荣禄参与确定载恬(即光绪帝)继承帝位，为慈禧太后所倚重。1879年，因忤逆慈禧太后，又被弹劾纳贿，官降二级，去职十余年。1891年底，起任西安将军。1894年，获准入京拜贺慈禧太后六十寿辰。当时正值中日战事紧急，荣禄得以留京再授步军统领，会办军务。1895年后，荣禄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兵部尚书、协力、大学土，并督练北洋新建陆军，曾推荐袁世凯训练新军。“百日维新”期间，荣禄官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不久即内调中枢，授军机大臣，晋文渊阁大学士，管理兵部事务，节制北洋海陆各军，统近畿武卫五军，成为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的得力助手。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荣禄主张保护各国驻京使馆，镇压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荣禄随慈禧太后逃往西安。1902年1月返京后，任文华殿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编有《武毅公事略》，著有《荣文忠公集》、《荣禄存札》等。
[袁世凯]
袁世凯(1859—1916)，北洋军阀首领。字慰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他早年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曾任驻朝鲜通商大臣。因其在朝鲜时有“知兵”之誉，1895年被李鸿章举荐到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在此期间，袁世凯网罗和培植了一批私人亲信，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维新变法运动时期，袁世凯曾捐资参加强学会，表示赞同维新变法。戊戌政变前，他满口答应维新派的请求，同意在天津阅兵时诛杀荣禄，以武力保护光绪帝，但随即向荣禄告密，出卖了维新派。袁世凯由此获得慈禧太后的宠信，一跃而成为中外瞩目的实力派人物。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登上了中华民国总统之位。上任之后他便极力图谋专制独裁统治，并于1916年登基当上“洪宪”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各阶层人士的义愤。蔡锷、唐继尧等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袁世凯陷于众叛亲离的境地，只好取消帝号。称帝83天后，在羞愤中死去。
[谭嗣同]
谭嗣同(1865—1898)，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政论家。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因目睹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开始致力于维新变法。1897年，在湖南创设时务学堂，并著《仁学》一书。在书中，谭嗣同借用物理学名词“以太”表示世界本原；尖锐抨击了封建“纲常名教”，要求“冲决”一切“罗网”，痛斥封建君主是独夫民贼，专制制度是罪恶渊薮；提出改官制、开议院等变法主张。1898年他与唐才常共同组织南学会，创办僻日报》，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变法主张，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百日维新”期间，谭嗣同被召入京任军机处章京，参与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拒绝出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后与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等同被杀害于北京菜市口，世称“戊戌六君子”。临刑有绝命辞：“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刘光第]
刘光第(1859一1898)，清末维新派人物。字裴村，四川富顺人。他自幼聪敏好学，19岁应童子试，获全县第一名，21岁中秀才，23岁四川乡试中举，24岁(1883年)考中进士，授职刑部候补主事。任京官期间，他为官清廉，不媚权贵。国难当头，他认为要想救国救民，必须改革弊政，兴新学、行新政。甲午战争爆发后，他曾冒着被革职查办的风险，上书请求慈禧太后停止干涉朝政、皇上下罪己诏，要求变法维新。1898年刘光第参加了保国会，并与同乡倡设蜀学会，讲求时务之学。“百日维新”时，经陈宝箴推荐，得授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与谭嗣同等参与新政。他标榜自己“无新旧畛域”，对光绪推行变法寄予希望，又深感慈禧权重，“时势难为”，且以“党祸”为虑，想通过潜移默化，使“维新、守旧，咸得其宜”。戊戌政变发生后，刘光第被捕。临刑之时，他仍然坚强不屈，坚持不下跪，并大声责问为什么未加审讯即处极刑。其神色淡定，视死如归，最终就义于北京菜市口，年仅39岁，是“戊戌六君子”之一。康有为称其“孤旌特表六人中”。刘光第的文章、诗歌、书法俱佳。遗著有《介白堂诗文集》、《衷圣斋文集》。
[杨锐]
杨锐(1857—1898)，清末维新派人物。字叔峤，又字钝叔，四川绵竹县人。举人出身。受到张之洞的赏识，成为其受业弟子，负责掌管机要文牍。1889年升任内阁中书，参加《大清会典》修纂，书成后升为内阁侍读。任内曾大胆批评慈禧太后不顾国耻民艰，在颐和园内大兴土木、恣意游乐的行为。甲牛战争期间，他支持对日宣战，主张集精兵猛将大举北援，保卫津沽。1895年参加了“公车上书”，要求变法维新。后与康有为等发起组织强学会，鼓吹开启民智、讲求经济之学、学习西方科技等变法自强之道。1898年在京创立蜀学会，并办蜀学堂，以张之洞的《劝学篇》为指南，兼习中西学业。4月参加保国会，又与川籍维新志士组成了保川会，宣传改革维新。“百日维新”期间，杨锐经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授职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与林旭同列一班。每当林旭所拟文稿较激进时，他就会强令其改换，而自己从未上过一折。他与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多有不合，认为康“多谬妄”，声称要对新法“稍加裁抑”。他担心朝局变动，想要抽身而退，但又沉湎富贵利禄，“恋之不能去”。戊戌政变发生后，张之洞营救不及，杨锐与谭嗣同等同时被害，为“戊戌六君子”之一。著作有《说经堂诗章》、《随史补遗》40卷等。
[林旭]
林旭(1875一1898)，清末维新派。字暾谷，号晚翠，福建侯官人。举人出身，曾为荣禄幕僚，担任过内阁中书。甲午战争失败后，林旭反对割让辽东和台湾，曾上书请拒和议，并参与“公车上书”。因仰慕康有为的学识，曾拜见康有为并与之讨论时政，观点一致，于是受业于康，从其“治义理经世之学”。曾为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作跋，推扬今文经说。1898年，在京创立蜀学会，推动维新运动。又参与发起保国会，任董事。成立大会时他曾发表演说：“身为炎黄子孙，岂能坐视不理?当振臂而起，群策群力，只要有利于国家和民族，虽一死亦何辞。”“百日维新”中，林旭经王锡蕃推荐，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林旭在军机四卿中较激进，他负责批阅官吏递上的奏折，凡皇帝谕旨，大多出自林旭之手，然后签发全国。戊戌政变前夕，他曾两次把光绪帝的密诏带给康有为，并与谭嗣同等共筹对策。戊戌政变后林旭被捕，在刑场之上，他依然泰然处之，责问监斩人：“吾何罪之有?”监斩人避而不答，林旭仰天长啸：“君子死，正义尽!”然后放声大笑，慷慨就义，年仅24岁，为“戊戌六君子”之一。著有《晚翠轩集》。
[康广仁]
康广仁(1867一1898)，清末维新派。名有溥，字广仁，号幼博，又号大中，广东南海人。早年不试举业，认为国家弱亡，皆由八股锢禁人才所致。他曾在浙江当小官，因厌恶官场黑暗而辞职，之后开始追随康有为宣传变法维新。1897年初，他在澳门创办《知新报》，任总理，旨在“发明民政之公理”，后到上海办大同译书局，刊行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他还在上海侣设女学堂，并与梁启超等设立戒缠足会，遭到守旧分子的诋毁。当康有为上书光绪帝要求变法之时，他积极响应，主张在外交上联合英国，在内政上废八股取士之制，广开学校，讲求实用之学，以培养更多的维新爱国志土。“百日维新”期间，他在京协助康有为草拟新政奏稿及联络事宜，为新政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戊戌政变时康广仁被捕，仍然谈笑自如，宣称“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不久与谭嗣同等同时遇害，时年31岁，为“戊戌六君子”之一。著有《康幼博茂才遗稿》。
[杨深秀]
杨深秀(1849一1898)，清末维新派。原名毓秀，字漪村或仪村，号音吾子，山西闻喜人，光绪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郎中、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十分关心，立志“以澄清天下为己任”。1898年他与宋伯鲁等在北京成立关学会，讲求变法。后又列名保国会，与康有为过从甚密，不少奏疏是和康有为商量后写成，或由康有为代拟而成的。调入军机处后，他以言官身份，屡次奏请变法，主张定国是，联友邦；废科举，兴学校；考庶官，举贤才；译新书，派游学等。“百日维新”期间，在推行变法的斗争中，杨深秀始终站在前列。他参劾阻挠新政的礼部尚书许应骥等，反击湖南守旧势力对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弹劾。又上书请设译书局、派留学生、择用通才、罢不称职者等，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赞许。戊戌政变发生后，他不避艰危，上疏诘问光绪帝被废原因，并援引古义，请慈禧太后撤帘归政，遂被捕遇害，时年49岁，为“戊戌六君子”之一。遗著有《雪虚声堂诗钞》、《杨漪村侍御奏稿》、《闻喜县新志》。
